外贱内贵的中国制造是如何产生的

本文梗概

来源丨 海那边

 

 

随着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不断恶化,人们总是希望有一种清洁能源来为人类服务,风能,无疑就满足了这个需求。风力发电在中国已经大爆发,在2005年,中国是第十大风力涡轮机生产国。2011年上半年中国增加的风力发电能力比前十名的其他国家合起来都多。

 

 

一双登山鞋,美国卖10元,中国300元

 

 

  很多年前,很多美国中产阶级是不去沃尔玛商店购物的,他们主要是去希尔斯或麦西商店购物。对于九十九美分的廉价商店也只开在贫民社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沃尔玛商店产品的价格不但没有提高,反而越来越便宜,产品的质量也越来越好。前往的人也越来越多。到了2006年,美国的九十九美分商店竟然在全美最高社区比华利山庄开了一家新店,而且在开业的前本年就创造了一个新店盈利记录。在比华利山庄的商店门前,停着大量的豪华汽车,年收入过千万美元的电影明星们抱着宠物高兴地购买着九十九美分的商品。

 

  自从2002年,我就开始光顾九十九美分商店和沃尔玛商店。原因很简单,那里的商品实在是太便宜了。以前,到美国商店购买一个电源延长线大约需要七美元。但到了九十九美分商店,同样的商品只要九十九美分。面对这样廉价的商品,我为什么不买呢?

 

  我喜欢做些运动,也喜欢爬山。大约是在2004年,我买了几双登山鞋,其中最便宜的是耐克牌的一双登山鞋。当时的价格是89.95美元。就在前几天,我去沃尔玛进行圣诞采购中发现,沃尔玛正在卖一个大陆生产的登山鞋,令人吃惊的是价格只有2.99美元。而且买第二双的时候给半价的优待。换句话说就是,买两双大陆产的登山鞋只要3.49美元。

 

  这简直是太令人震惊了。大陆产的登山鞋运抵美国后的价格也不会高于一点五美元。如果扣除运费和关税,大陆工厂出口的价格大约只有一点三美元左右。这双大陆产的登山鞋折合目前的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大约不到十元人民币。

 

  我对此感到非常的奇怪,也非常的震惊。我打电话给北京的一位经济官员,我问他:“ 在大陆你能化十元人民币买到一双登山鞋吗?”这位官员对我说:“都什么时代了,在大陆哪还有十元人民币的一双鞋?你还要买登山鞋,三百块人民币买的还是烂牌子,好一点的都要一千多块。”我说:“我在美国就买到了,不骗你”这位官员不相信我的话:“别当我没去过美国,美国要是有这么便宜的鞋,你就全包了,运到大陆再卖也赚钱。”可是,我真的没有骗这位中国官员,我是实实在在地在沃尔玛商店买到了这样的商品。不久,我将这个事情对我的朋友们讲了,老美们都跑去沃尔玛去买中国产的登山鞋,有位朋友一下买了十几双,全家老少每人两双。

 

  周五,我与一位在大陆投资的朋友谈这件事情,这位台湾商人对我说:“这很正常,现在的情况就是同样的商品在美国销售的价格低于中国。”我很惊奇,问他:“ 为什么?”这位朋友说:“大陆劳工便宜,成本低,没有美国的这个那个保险,也没有工会,价格怎么能不低呢?中国人出口都是竞争,不是抬高价格,而是相互压价出口”我说:“这些我都知道,但我问的问题是,为什么同样的商品在大陆出售的价格高于美国的价格?”这位朋友说:“你还研究大陆经济呢,这你还不懂?大陆到处是欺诈,贸易商之间拖欠货款比比皆是,生产商只有提高出厂价格才能保障自己的利润,再说大陆的市场看着很大,但实际上很小,百姓买些哪里去分登山鞋和跑步鞋?能买登山鞋的只有高消费的有钱有闲的人。但出口就不同了,只要你和外商签订了合约,基本上你就不用担心,美国进口商给你信用状,你可以去银行抵押贷款,生产之后你发货,钱就到手了,没有麻烦,钱少赚点,但风险也小。”对于这位朋友的解释,我相信有其道理,但我想这不是全部的理由。

 

  在一个产品的生产销售过程中,生产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流通环节也很重要,结果我就查找一些大陆的商业流通资料。结果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大陆的媒体报道,目前大陆的铁路货运是超负荷的,要想申请一个车皮的指标,根据各地的情况不同,在运费之外的额外费用竟然搞到五千到五万人民币之间。而大陆的高速公路收费之严重,高速公路警察罚款之滥权更是将运输成本提高的更多。

 

  根据大陆的报道,广州到北京的飞机票大约在一千二百人民币之间。特价机票大约在700人民币左右。但诸位可能不知道,如果你开车从广州出发到北京,仅仅是高速公路的过路费就已经高达一千四百人民币。而且这还是你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官方检查,如果你遇到了官方检查,无论何种理由,你都可能再花费三千人民币以上。

 

  而根据一份大陆媒体报道,一位常年从广州送货到北京的司机讲,每次往返,大约有七千人民币的额外费用,这个费用不是汽油费,也不是汽车修理费,而是无缘由的罚款和敲诈。可是,各位是否知道,从大陆到美国的海运费用,尽管今年来已经上涨很多,但一个四十英尺的货柜运费也不过是三千多美元。折合人民币也不过是二万多人民币。从这个价格上看,如果从大陆运货到美国的运费竟然比从大陆广州运货到北京海还便宜。我从来不否认中国近年来的经济进步,但经济进步并不能表明万事大吉。相反,短暂的经济进步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题,特别是未来的挑战。

 

 

  中国目前就走在了十字路口,而且是在悬崖边上的十字路口。一方面,中国成为世界出口大国,但另一方面,中国有成为国内商品昂贵的国家。相反美国却因为中国出口商品成为了世界上最好的购物中心,全球都要来美国采购商品。难道这不是个颠倒了的世界吗?中国由于地区割据及地方保护主义,商品流通成本已经严重地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对百姓及工会的漠视,结果就形成了劳工阶层成为弱势团体,劳工薪资无法增长,国内内需无法扩展,而土地的公有制又造成了矿产资源被利益集团无偿侵占,资源成本无法正常体现,中国企业整体上没有完善的司法保护和公平的司法审判制度,结果是企业产品宁可低价出口,也不愿意冒风险国内销售。就这样讲大量的资源和人力贡献给了西方发达国家。就出现了令人吃惊的低价产品。

 

  曾经有人问我:“美国是否有阴谋,是否想阴谋吃掉中国?”我这样回答他们:“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秘密。不仅国家有,企业也有,团体也有,个人也有。否则就没有了隐私权。商人每天都在谋划,讲好听的是商业计划,但这个计划是对内的,对外是不会公布的,否则就没有了商业机密这个概念。从某种角度上说,商人无时无刻不是在从事着商业计划,当你觉得这个商业计划不是公开的时候,模拟当然可以说他是阴谋。所以商人们的一生都是生活在阴谋之中。国家也是如此。但你不能把任何自己国家的错误都归类于其他国家的阴谋,难道其他国家有自己的发展战略,你就没有吗?你不成功,要在自己身上找问题。”

 

  美国人强迫你把一双登山鞋卖2.99美元了吗?这些商品是你自己愿意卖给美国的,而且还是很高兴地卖给了美国。因为你知道一旦你卖给了国内企业,可能会因为货款拖欠连本钱的都收不回来,卖给了美国,你还赚到了钱。政府也有了税收。作为商人可以这样考虑,因为他是个体,他不是人民选举出来管理国家的人或机构。但作为一个政府,面对这样的问题就应该负起责任。政府就应该考虑这里面出了什么问题,对中国未来会有什么影响。

 

  我曾问一位投资中国的商:“你投资中国,中国给你带来了金钱,你给中国带来了什么?”这位商人听了一怔,但很快就说:“中国不需要我给带来什么,中国政府这么有钱,我缴税就好了,再说,我给他们带来了GDP,这对当地政府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我又问:“难道你没有想到污染问题,和大陆资源流失的问题?”这位商人反驳我说:“我采用的设备是在当地最好的,我虽然也给大陆带去了污染,但你并不知道,如果不是我们外商去,当地企业家给大陆带去的是更多的污染,他们与当地官员熟悉,一顿饭之后,连最基本的环保设备都免去了。不信你大陆看看,环保搞得最好的企业都是外商独资,其次才是合资企业,当地的企业几乎都没内有环保设施。至于资源浪费,那是中国政府自己管理的问题,我们不去,别人照样浪费,当资源便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谁会投资更好的设备,我们只是商人,靠得是竞争才能生存。公益的事业需要政府去做,凭什么要我们商人去承担责任?”

 

  本来,商人和政府是有区别的,商人可以只考虑自己赚钱的事情,但如果政府也这样思考,那么这个社会就危险了。

 

  美国是个精英之国的典型,但在美国,这些精英因为是民选的,所以,他们不得不为那些愚蠢的百姓去着想。所以在美国,所有的一切都需要评估,都需要百姓的同意。精英们不得不从美国的长期利益去考虑他们的决策。

 

  有人曾问我:“现在的中国是否陷入了美国人设的陷阱?”我回答说:“本来世界各国就是在竞争,你进入了别人的陷阱怪谁?难道别人故意给你设了陷阱,你自己愚蠢地进去了,你还不承认自己的愚蠢,要怪别人没有能看出你本身愚蠢,在你进入陷阱之前拉你一把?但问题是,你们是竞争者,别人拉了你一把,但你会把抢到的肉给美国吗?”

 

  竞争就是这样,这个世界从开始就是在竞争中发展起来的。

 

十年后,我们究竟改变了多少?

 

  十年前,相信很多人都会像这样老华侨一样,惊诧于“中国制造”在国外比国内还便宜。十年后,我们不再惊诧了,我们习惯了看着自己的同胞自买机票去当“中国制造”的海外搬运工。去年几乎每个去日本的中国游客都不忘买一个“马桶盖”,而这些马桶盖,都是土生土长的““Made In China”。全都是浙江杭州一家企业生产的,只不过在国内没有卖,全部运到日本销售。

 

 

  多年前经常听到这样的事情:某某好容易轮到有机会去美国开国际会议,用多年积蓄的那点美金买了几件貌似最新潮的电器产品。回到家里仔细一看,全是 “Made in China”!无论是媒体上刊登还是朋友间私下说起这种事,总是略带一点对当事人“没见过世面”的善意解嘲,更多地则为了表达某种曲折隐晦的民族自豪感。

 

  我有一个朋友,因为工作关系,每年都要往返美国、日本与国内4、5次,算是大世面见过很多了。不过,直到现在,他每次回国都还是一如既往地大包小包……最近我好奇地问他:外国真有那么多我们这里没有的东西,用得着你一趟趟地买回来吗?岂料他的回答更让我吃惊:我在美国和日本买的基本上全都是廉价的日用品,你瞧!像这条浴巾,质地手感那么好,在美国的沃尔玛,标价折合成人民币只有40多块钱。赶上那天正好打折,我只花了4美元就买下来了。我仔细比较过,中国商场里品质还没这么好的,起码要卖70多。还有,这整整一打牙膏,1.99美元。这个牌子的牙膏,我们这里光一支就要卖到8、9块人民币……

 

  不用说,这些不远万里买回中国的日用品,几乎没有一件不是“Made in China”。我这个见多识广的朋友对法国香水和瑞士名表没多少兴趣,他其实是在利用每一次去发达国家出差的机会,掏中国生产的优质的便宜货。他的经验告诉他:这些“中国制造”在中国本土很难买到——不是品质比较差就是价格高昂得多。

 

理性分析中国制造“外贱内贵”的多重原因

 

  不管是十年前老华侨的感叹,还是现在我们的亲身经历,都证明了中国制造“外贱内贵”的事实现象,著名学者时寒冰也曾经就这个现象做过深入调查和分析,他给出了5点原因,比起我们的主观感受,或许更加客观理性,下面引用时先生的这段文字,供大家参考:

 

1、经济模式只顾生产不顾消费

 

  美国《洛杉矶时报》网站报道,中国制造的产品在中国往往比西方贵。从北京的苹果旗舰店买来的笔记本电脑与在美国销售的机型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价格,比美国的售价贵了460美元。贴着中国制造标签的一双耐克运动鞋在美国售价是165美元,在中国的耐克店里卖190美元。由中国工人组装的索尼平板电视在美国的百思买门店大约卖800美元,但在中国的知名电器连锁店,你得加上30%的价钱才能买到。

 

  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这真可谓一桩怪事。中国以替西方消费者生产廉价产品而闻名,但对本国人民却不总是如此。尽管伴随着中国的繁荣,中国的消费开支一进在增长,但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上只为生产考虑,而不为国内消费考虑。

 

2、关联交易导致特殊“价格差”

 

  乔新生在《上海商报》刊文说,中国制造的商品在国外比在国内卖得便宜,主要是由于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关联交易导致中国商品出现特殊的“价格差”。众所周知,中国的外贸出口企业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群体,30%的外贸出口企业属于来料加工企业,40%的外贸出口企业集中在沿海地区。这些企业实行的是“两头对外”的贸易政策——— 绝大部分原材料来自于境外;绝大部分产品出口到境外。这种特殊的外贸格局决定了许多外贸出口企业生产的产品根本无法进入国内市场。当然,外贸出口企业并非不想在境外市场赚取高额利润,但为了规避中国的关税,这些外贸出口企业在签订出口合同的时候,拼命压低了价格,如果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境内销售,外贸出口企业的关联公司无法从中获得足够关联交易利润,所以他们不得不提高产品的价格。这就是外贸企业出口商品价格比在中国境内价格便宜的根本原因。

 

3、中国市场交易成本巨大

 

  其次,中国市场是一个条块分割的市场,企业产品进入国内市场需要付出巨大的交易成本。举例来说,一个企业的产品进入国内超市,不仅需要缴纳入门费,而且要缴纳各种担保金。现在,我国大城市的超市绝大多数属于中外合资企业或者外商投资企业,他们通过设置贸易门槛,限制一些企业产品在本地销售。企业要想进入他们的销售渠道,必须缴纳销售收入15%到20%的费用,这对于那些刚刚起步的生产企业来说,是一个根本无法承受的负担。

 

  不仅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支持本地企业,也人为地设置一些贸易门槛,禁止外地企业产品进入本地销售。不少企业为了拓展产品销售渠道,不得不在销售方式和交易费用上做文章,通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方式支付折扣、佣金,确保企业能够在国内形成销售网点。近几年,我国加强了对零售市场的监管,禁止一些大型零售企业收取入门费。于是,一些综合性的大型零售企业采取出租柜台或者生产企业自带营销员的方式,向生产企业转嫁销售负担。在这样的贸易格局下,部分生产企业不得不放弃国内市场,转而寻求外贸出口渠道。企业产品在国外销售虽然增加了运输成本,却可以大幅度减少交易成本,所以,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国外销售的价格反而比在国内便宜。

 

4、国内贸易的金融成本较高

 

  第三,金融环境也是导致中国制造国外价格比国内便宜的重要原因。贸易大体上可以分为货物运送和资金结算两个环节。由于中国国内缺乏良好的信用环境,不能按期结算或者赖账的现象较多,在中国境内从事贸易面临巨大的信用风险。银行为了降低自己的风险,往往在资金结算方面打自己的小算盘,这就导致许多本来应该支付的货款由于金融企业的原因而被截留。

 

  从事国际贸易虽然也存在巨大的信用风险,但是由于各国普遍遵守贸易协定和商业惯例,金融风险反而比国内贸易有所降低。从产业链条来看,由于外贸企业大多扮演加工者的角色,在出口贸易领域几乎不存在信用风险。换句话说,出口订单来自于国外,加工的原材料来自于国外,结算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原材料,金融环节的交易费用相对较小。许多出口贸易实际上是一些海外家族集团企业之间的交易,所以根本没有结算风险的问题。由于出口贸易的金融风险相对较小,而国内贸易的金融成本相对较高,在客观上导致外贸出口产品在国外销售的价格比在国内便宜。

 

5、特有税收体系和垄断抬高了价格

 

  第四,中国特有的税收体系也是一个原因。我国不仅颁布了“三资企业”法,而且针对“三资企业”制定了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措施。许多“三资企业”从事外贸出口经营,他们一方面享受中国境内的各项优惠待遇,另一方面通过关联交易逃避国家的税收。而内地企业既无法享受“三资企业”的各项优惠待遇,同时也不能通过关联交易规避国家税收,内地企业生产的产品在中国境内销售的价格自然要比“三资企业”在中国境外销售的价格高许多。这是一种不公平竞争,是一种特殊的贸易歧视。此外,由于中国国内存在国有企业垄断经营的现象,部分产品或者服务的国内价格远远高于境外价格。

不要让富士康跑了!中国制造为何拼不过德国、日本?(深度长文)

 

消息是软银创始人孙正义先捅出来的。他老兄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先生聊嗨的时候出示了一份联合投资“承诺书”:软银和鸿海承诺在未来4年在美国本土投资570亿美元,创造10万个就业岗位。其中鸿海集团投资70亿美元。


孙正义的投名状,把郭台铭给卖了

 

川普乐了,马上发了一条twitter:


日本的老孙要砸500亿美元(台湾老郭还不确定所以先不发:)

 

一年前,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就透露:已有一批约30人的团队在美国考察,准备布局与集团领域有关的人工智能技术。

 

富士康有一百多万员工。很难用一句话形容这家企业。

 

很多朋友对富士康的认知还是低端的血汗工厂,他们觉得富士康这样的“低端企业”赶紧离开中国,然后中国经济就能更快地“腾笼换鸟”、华丽升级。

 

然而他们不知道,富士康中国改开以来工业化最扎实的成果。

 

如果富士康不能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完成升级,一定会在中国之外完成。

 

在全民炒泡沫讲故事的环境里,中国实体产业真正有机会升级的,是富士康这样有积累、有资源、有生态连接能力的“传统企业”,不是那些追逐风口的“新兴产业”。

 

█ 营收近万亿,是“华为+BAT”总和的两倍


鸿海集团台北总部,就是这个普通工业区里的五层楼

 

2015年,富士康母公司鸿海集团总收入约4.5万亿新台币,按当前汇率≈9700亿人民币。

 

2015年:华为2882亿,腾讯789亿,阿里708亿,百度490.5亿。四家中国顶级IT企业的营收总和是:4870亿元。

 

鸿海的营业额是这四家企业营收总额的两倍。

 

尽管鸿海的利润率偏低,但稳定性却强于它的上游。不管哪家企业的消费电子终端做得好,都要跟鸿海做生产端的生意。

 

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曾经是富士康的大客户,现在它们淡出消费市场,富士康更强大,甚至回过头把诺基亚功能机给收了。

 

█ 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百万工业王国


库克:贵帝国有100万个你这样的姑娘也是醉了

 

工业流水线的鼻祖亨利·福特曾说:没有人能管理100万人。

 

富士康在5年前员工总数超过百万人,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家百万员工的工业企业,工业流水线登峰造极的产物。

 

郭台铭吐槽“想到每天要管理一百万人就头痛”。但还是把管理做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牛掰状态。反应速度、效率,都不亚于小企业。连续十几年里,富士康霸占中国出口第一(占出口总额约5%),旗下企业分居粤、鲁、豫、晋等五六个大省出口第一。

 

全球40%的消费电子产品,富士康造。

 

郭台铭在一次采访中说:“去年圣诞节在美国最畅销的前十个产品,有7个是富士康做。我想大家都看到这个报道。比如你手上这个照相机,这个伸缩镜头,就没有其他公司做得出来。这个的模具是要非常精密的。(如果有谁做得到)你告诉我,我马上把那家公司买下来。”

 

█ 让日本人恐慌的精密制造能力


把日本巨头收了,这是以前不敢想的

 

日本BP社曾深度研究富士康,基调是:老家的企业别自我牛逼了,有个叫富士康的赶上来了。

 

一位日本本土制造业人士评价:“快速、廉价、质优,如此完美的代工企业绝无仅有。照这样下去,它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想到这一点就感到可怕”。

 

富士康的日本技术人员说,他之所以要进富士康,因为在这里发挥规模效益,延续他以前在日资企业不能搞的课题。“也许有人在背后指责我‘会使技术从日本流失。’但如果没有足够的产量,是做不出我想做的产品的。这样的企业在日本有吗?我希望在鸿海精密把业务做好之后,通过推进日本企业与鸿海精密的合作,为日本产业做贡献。”

 

日本BP社评论:时至今日,如果还不去了解鸿海精密的实况,并研究应对之策,日本民用产品厂商恐怕将难以重现昔日的辉煌。

 

如今,日本电子巨头夏普终于被富士康收入囊中。随之而来的是夏普在手机、液晶、太阳能领域的大量核心专利。

 

█ 智权:谷歌都要来买它的专利


富士康2008年就在给今天布局专利

 

富士康的知识产权部门名称是智权管理部。旗下有500多人的团队,运营富士康数万件专利。

 

2013年到2014年,谷歌连续向富士康购买了通信技术、显示器、可穿戴设备的专利。因为不买这些专利,谷歌就没法切入硬件领域。

 

从此有了吹牛资本?NO,早就有了。

 

2011年鸿海集团获美国专利量居全球第九,华为直到2014年首次进入50强榜单。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全球年度专利排行榜中,是全球前二十名中唯一上榜的华人企业。

 

中国大部分叱咤国内的品牌企业,由于没有足够的专利授权,在国际上寸步难行,动辄被告。

 

所以郭台铭才会向那名记者炫耀他的“伸缩镜头”。

 

富士康收购夏普之后,立刻帮夏普成立知识产权管理公司。这是富士康眼中最重要的资产。

 

█ 互联网巨头阿里、腾讯抢着跟它合作


和马云一起投资孙正义的机器人

 

今天几乎所有企业跪舔阿里腾讯的时候,能让这两家抢着合作的企业,只有富士康了。

 

2015年3月,郭台铭、马化腾和郑州和谐汽车共同签署“互联网+智能电动车平台”协议。之前,富士康和腾讯已共同投资创建电动车公司FutureMobility。


和马化腾一起投资汽车

 

2015年6月,阿里巴巴、富士康向软银旗下软银机器人控股公司SBRH分别注资145亿日元。

 

2015年8月,阿里巴巴和富士康分别以2亿美元和5亿美元入股印度电商Snapdeal,此次投资方还包括了日本软银集团。

 

2015年10月阿里云和富士康共同发起“淘富成真”项目,开放富士康世界级的设计、研发、专利、供应链、智造等能力,阿里云的云计算平台和大数据处理能力,阿里电商天猫淘宝的平台能力,同时引入银杏谷资本、云锋基金、猪八戒网、洛可可等企业为创业者提供全链路创新创业服务。

 

2016年8月,腾讯控股和富士康牵头参与印度通讯应用商Hike的新一轮投资。

 

关键是大多数合作里,富士康占主导权。广大等着阿里腾讯勾搭的双创企业一脸干着急。

█ 疯狂的布局

 

这两年的富士康,乍一看真觉得疯了,国内国外那叫一个砸钱。

 

【国内】

 

2012年搭建完成集团云,接下来专利云,接着工业云。

 

与清华大学合作,布局下一世代网络应用(工程师两千名)和纳米技术。

 

和中国最大电信数据公司世纪互联战略合作,郭台铭称富士康将实现MachinetoMachine(机器对机器)的制造公司和大数据公司。

 

联合北汽集团打造智能环保租车品牌绿狗租车(GreenGo)。

 

和腾讯合作与郑州和谐汽车公司搞“互联网+智能电动车平台”。之前富士康已入股和谐汽车。

 

1.2亿美元参股滴滴出行。

 

和腾讯联合投资的电动车公司FutureMobility大手笔挖角宝马研发团队,包括宝马i系列研发总工程师。

 

和阿里云共同发起“淘富成真”,开放富士康八大智造平台,数千名富士康工程师进驻云栖小镇。为创业者提供全链路创新创业服务。

 

面向中国大陆地区推出了电商平台“富连网”,专门出售自己生产的电子产品以及其他不同品牌的消费类电子产品。

 

设立了6家(half a dozen )金融服务公司,为全球电子产业供应链提供贷款及其他金融服务,并计划在5年内上市。

 

与芯片巨头ARM公司联合在深圳设立半导体开发和设计中心。【海外】

 

砸38亿美元收购日本电子巨头夏普,注资、整合、重组。

 

砸3.5亿美元从微软手中收购诺基亚功能手机业务。

 

投资专注眼球追踪技术的日本初创公司FOVE并将参与其VR设备的制造。

 

砸1.7亿美元投资欧洲领衔的IT软件和硬件整合服务商S&T,接下来可能全资收购。

 

投资法国可穿戴设备初创公司 PIQ,布局物联网传感器领域。

 

和腾讯联合投资印度通讯应用商Hike。

 

和阿里联合投资日本软银旗下机器人公司SBRH。

 

和阿里、软银联合投资印度电商Snapdeal。

 

和软银合作在美国考察投资机器人公司、布局人工智能技术。

 

联合日本和欧洲的自动化设备厂商,成立无人化课题组。

 

█ 富士康想干什么?


这是富士康和阿里打造的硬件创客平台

 

富士康的英文名FOXCONN,是狐狸和连接器的拼接词。这两个词是郭台铭最喜欢的东西。

 

它在连接,疯狂地连接。只是这是建立在过去30年积累的洪荒之力上。

 

郭台铭说:“富士康一直在制造技术上创新。我们认为将来网络、设计,将来尤其再走e-commerce,或者是走上B2B的商业模式,我们在搭建一个平台,可以帮非常多的中小企业、创业者,今天怎么使用网络、怎么使用电脑,还可以给他全套的软件,他在卖他的商品的时候,甚至都不需要自己的IT部门。我们可以帮他整个的解决。他只要把他的创意放上去,就可以很快的销售。这些我们都已经在做。”

 

他想做的,可以简单形容为制造业供应链的系统开发商、集成商、渠道商。

 

从软银孙正义、阿里马云、腾讯马化腾这些顶尖的脑袋抢着跟富士康合作投资就能体会得出,富士康积累了多么强大的话语权。

 

对互联网,郭台铭认为真正的网络经济在中国还没开始,因为现在的网络经济只是年轻人在杀时间(kill time)。

 

“虽然现在很多网络公司、互联网公司都很成功,目前算来叫做都很成功。但在下一波真正走向剧烈的竞争,谁能胜出,其实还在未定。”

 

现在我们认为时机成熟了。过去网络在中国是机会主义者的天堂,将来应该是实力主义者的机会。e-commerce也好,云端也好,移动互联网也好。这三个每个都是富士康全世界的强项。”

 

█ 不要让富士康跑了

讲真,悦涛的真实了解里,中国实体产业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

 

富士康是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史里集约性最强、链条最长、规模最大的集成者。上与顶级品牌商连接,下与千万中小企业连接。

 

郭台铭自己吐槽过苦恼:在台湾和大陆,都认为代工没前途,没有看到专利技术的有价值,认为土地等等才有价值。

 

而研发、申请专利、商品化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他坚持现在布局研发就是鸿海的前途。

 

阿里巴巴集团CTO王坚说:就制造业而言,苹果对富士康看透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任何一家企业。如果把富士康的能力开放出来,就可以提升(中国制造)整体的创新水平。

 

然而,中国当前对技术的藐视、对制造业的挤压、矮化,已不能更。

 

中国制造要转向中国创造,不是要淘汰富士康,而是让它在中国的土地里开放化、平台化、智能化。

 

因为任何产业升级都要建立在已有的产业链生态、技术研发积累和上下游连接能力上。凭空是飞不起来的。

 

如今美国在抢富士康、印度在抢富士康,都不是空穴来风。

 

很多人觉得,美国成本还比中国高,印度人还比中国懒。但真正趋势形成时,想挽回也难。巨头去哪里,中小企业集群就会生长在哪里。

 

实体企业讲究生长环境和可持续能力。泡沫盛行,劳动和创造投入就贬值。他们只会把创造性资产布局在他认为适宜生长的土壤里。

 

福耀集团曹德旺已经投资6亿美元在美设厂。他的话是:“ 美国现在举国上下在推恢复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它的招商强度比我们中国高。我在美国建俄亥俄的那个工厂,18万平方米,占地面积1000亩土地以上,大概我从犹太人手里买过来,花了1500万美金,再加上我修厂房又花的1000多万美金,整个项目大概投资4000万美金,而美国政府补贴给我超过4000万美金。”

 

从综合成本角度,中国已不占多少优势。如果没有对劳动、知识、技术投入的支持,没有对实体生态的敬畏,沉迷于炒作和投机主导的泡沫经济,富士康没有理由留下。

 

郭台铭的感觉是:“大陆年轻人现在好像迷失了一点,他们希望一步登天。”

 

登天的梦总要醒。对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如果富士康跑了,就连梯子都没了。

 

中国制造为何拼不过德国、日本?原因竟然是这样...

 

日本跟德国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制造业强国,可能在于对确定性领域的追求和对不确定领域的回避。而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不是强国,中国制造业大部分是加工工业,处在中低端的,高精尖的比较少。原因是什么呢?体制因素?并不全是,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复杂的,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常被我们忽视的,就是由于中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导致的投资偏好的不同。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被忽视的非体制性因素!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非体制性因素往往被大家所忽视,如在全球经济史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GDP总量稳居全球第一,似乎与政体的关联度不大。结合2015年初以来股市出现的奇异现象,探讨中国经济高增长原因中被忽视的因素。股市暴涨暴跌背后其实也隐含了国人的文化传承和思维特性,这与社会体制的关系不大,却对中国的经济、金融等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思维模式的不同造就中西方文明的分野

 

2015年6月份市场出现大幅下跌,政府高层及监管部门采取了多重救市措施,但市场依然出现了大面积的跌停。A股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跌法,成熟市场这样情形很少见,这或许与国人的文化与思维特性是有一定关系的。

 

本人曾在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中国投资者为何爱讲故事不爱算估值》。股市在美国有2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只有25年的历史,但是中国股市发展非常快,这与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思维特性有一定的相关性,即国人受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较少,佛教传到中国之后,便被民俗化了,增加了太多中国文化的元素,如福禄寿文化,国人的股票交易的偏好源于对财神爷的膜拜,对于估值概念的模糊是因为形象思维过于发达,抽象思维、逻辑思维偏弱。如中国的绘画重在写意,不追求画中风景与人物和现实之间的逼真度。

 

举个例子。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喜欢绘画,有一次,他给画家们出了一个命题:“踏花归去马蹄香”,让画家按这句的内容体现出来。有的画家在“踏花”二字上下功夫,有画面上画了许许多多的花瓣儿;有的画家运思独苦,在“蹄”字上下功夫,在画面上画了一只大大的马蹄子,特别醒目。只有一位画家独具匠心,他的画面是:在一个夏天的落日近黄昏的时刻,一个游玩了一天的官人骑着马回归乡里,马儿疾驰,马蹄高举,几只蝴蝶追逐着马蹄蹁跹飞舞。可见,中国画的重心不在写实,而在于写意,在于表达一种意境和情绪。

 

其实,中西方绘画的起源都是一样的,如迄今我们还能发现一些西部地区山上的岩画,其实中外都有岩画。西方的古典油画也是从写意绘画发展过来,但很快就进入了新的阶段,它强调对象、光线、环境与视点的四固定,更加追求客观、写实和逼真,故称之为透视艺术。

 

图1 卢浮宫雕塑与唐朝仕女画

上面是两张对比图,一张是卢浮宫雕塑图,另一张是唐朝的仕女画,卢浮宫这尊雕塑真实度更高。两件作品的人物动作比较相似,主题都是表现女性优美的姿态,也都比较细致。唐代仕女图用蚕丝衣表达轻薄感,但在细节的真实性方面,卢浮宫的雕刻则更注重细节,水的波纹极其细致地雕刻在身上。这就是东西方艺术的差别。中国人重视美人意象的塑造,西方的表达形式则比较逼真,其细致、精确、逼真的风格逐渐演化成为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基础。中国画则做不到。遗憾的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中国画等远古的艺术,都未能进一步深化、细化从而进步下去。再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和秦朝的兵马俑,这两个雕塑和陶俑作品的创作时间差不多,即公元前300-600年之间,不难发现,在公元前中西方艺术作品的细致性、仿真程度已经出现差异了。

从秦朝到清末,中华民族的雕塑艺术就没有怎么突飞猛进过,观察2000多年的历朝历代的各种雕塑,似乎在雕刻工艺和技术上没有大的飞跃,都不是在追求细节的逼真。只有当西方的绘画、雕塑艺术和技能引进后,中国现在的绘画、雕塑水平才有了很大进步,所以说中国人追求的不是细节如何逼真,而是写意,追求神似而非形似;西方人从它的艺术到科学都在追求写实和细节的逼真度,如有人怀疑,罗丹的雕塑是从真人模特上翻制出来的。为什么中国人爱讲故事,而西方人讲估值,同样可以从西医和中医之间的区别等多个方面来印证。

 

再从文字起源看,无论象形、楔形文字还是甲骨文,都很难推断文明演进的异同;虽然目前中文已跟原来的形象相去甚远,但仍属于表意文字,音、形、意相互联系,为形象思维提供了方便的工具。欧洲各种字母的共同来源,是希腊字母孳生的拉丁字母和斯拉夫字母,希腊字母则由腓尼基字母演变而来,而腓尼基字母则是公元前15世纪在古埃及人创造的一种象形文字“圣书字”基础上产生的。可见欧洲文字与汉字的起源都是象形文字,但前者经历了多次创新转型,已经脱胎换骨,完全没有了象形文字的痕迹,语法、逻辑性、抽象性都很鲜明。后者原来没有系统的语法,没有标点符号,动词没有时态,名词没有阴性、阳性、单数、复数之分。

 

二、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影响投资理念

 

如果资本市场研究员们对A股的估值体系扭曲现象的长期存在的各种解释均不能令人信服的话,是否可以从中国传统思维的特性上来寻求解释呢?

 

在中国对外开放度比较高的今天,中国人喜欢到境外参与博彩活动已为世人所知。根据澳门统计及普查局的数据,在2002-2011年,澳门博彩业收入从235亿澳门元上升至2691亿澳门元,九年增加了10倍,且2010年的收入已经是拉斯维加斯博彩业的四倍。而在澳门消费的主体人群来自大陆。喜好博彩,本质上是通过参与亏损概率较大的不确定性活动以期获得高回报,这与理性投资活动存在明显分野。这一方面反映出国人对财富追求欲强过全球其他民族,另一方面是否也说明我们的思维特性?

 

因此,从文字的演进再结合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实例,大致可以看出,东方传统思维的特征大体是归纳能力强,逻辑演绎推理弱,辩证逻辑能力强于形式逻辑;注重局部与个案经验,忽视整体思维,缺少理论框架。从表意文字到写意绘画,再到如今给予新股、创业板、新兴产业或偏远地区上市公司较高的估值,这之间是否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呢?

 

给透明度高的企业低估值,给透明度低的企业高估值,给盈利模式不稳定的中小企业高估值,给盈利有保障的大企业低估值,这显然是不符合形式逻辑的。当我们把西方油画与中国国画作对比时,也会发现,西方油画的写实犹如摄影作品,如实反映现状;而国画尽管非常美,但细看起来,画中的高低远近比例多有点失调和失真,尽管我们可以对国画的艺术风采和价值推崇备至,但这样一种写意的思维推广至非艺术领域,是否有益于该领域的进步呢?至少我怀疑目前A股的估值体系紊乱与传统思维模式多少有点联系。

 

从追求长生不老药到期望刀枪不入,从大跃进时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到之后提出的各种赶超口号,都反映出“非理性预期(意愿)”在中国仍然有广泛的人文基础。

 

在股市上,则表现为A股市场上经常会给予那些八字还没一撇的公司很高的估值,而在H股市场上这些公司则备受冷落。此外,即便A股投资者也会把市盈率和盈利增长率作为估值依据,但仅仅用这几个参考指标太少了,估值的精准度不够。

 

三、两大非体制性优势:交易偏好和勤劳

 

(一)中国人具有交易偏好的特点

 

中国的股市在短短25年时间内,已经扩张为全球市值第二大、交易量第一的超大市场。中国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中,房地产配置占第一位,65%左右,股市投资大概占3-5%左右,但美国居民的资产配置中股票直接和间接合计要占30%。中国的人均GDP水平只有美国的15%,但中国目前的股票交易量居然超过美国了,从2015年上半年来看,整个沪深两地交易量超过美国的纳斯达克加上纽交所,说明中国偏好于交易,偏好于交易源于对财富的追求,这在一个缺乏宗教信仰的历史传承去理解,还是容易解释的。

 

图2 全球代表市场换手率数据对比


   资料来源:WIND

 

上图中印度的换手率是非常低的。中国股市按目前的趋势看,深市换手率可以达到700%,印度孟买股市去年一年的换手率大概只有7%。两个都是发展中国家,股票换手率差距竟然是100倍,这么巨大的差距,可以说明中国经济增长当中的非体制性因素,在这上面就得到一个体现,即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特别好换手,特别好交易,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对不确定性的博弈偏好都是极其相似。

 

当今的中国人的交易偏好不仅体现在股市上,其实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和内贸(如淘宝、京东等)也是世界第一的。这是有历史渊源,如我们一直在宣扬的丝绸之路,中国在明清的时候对外贸易已经是全球第一了,中国对所有国家几乎都是顺差,在鸦片战争前的150年间,中国由于大量的外贸顺差,使得全球生产的近一半白银流入境内,导致全球性的“银荒”,其中对英国的顺差最大。这导致最终的鸦片战争爆发。鸦片战争就是因为英国希望你从它那里进口货物,但是清政府认为英国没什么好东西是我们需要的,以严惩手段来对付东印度公司的鸦片出口中国,最终引发了战争。

 

再进一步引申,中国的大量森林砍伐不是文革时期发生的,早在北宋就开始了,那是为了求生存,北宋人口多,但国土面积大量缩减,于是只好大量毁林造田。到了明清,就是因为江南广种桑树,可以养蚕,出口丝绸和换取白银,于是曾经茂密的森林惨遭砍伐。可以看出中国早就有重商主义和喜欢交易的特性,财富积累是最大的追求。目前我们的国际贸易进出口总额全球第一,出口占全球份额达到14%,股票交易量全球第一,这也是充分体现我们民族的特征。或许欧洲有基督教文化、中亚有伊斯兰文化,印度有婆罗门教文化,这三大宗教对这些民族的观念和行为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越东亚这几个儒家文化国家。

 

反过来讲,为什么印度未来经济增长不被我十分看好,也是由它的民族特性决定的。虽然它的人口增速超过中国,但受到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比如印度教认为,富裕与贫困是命中注定的,只能祈求来世改变命运,故低等级的人就不往高等级人居住区迁移,人口密度高的地方穷,与中国正好相反。中国是人口密度高的地方比较富有,人口密度低的地方比较穷。所以,中国社会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说很一致,资源利用率较高,印度则相反。

 

另外,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中,第一等是婆罗门,如贵族和僧侣,第二等是刹帝利,即军人、教师和行政贵族,他们拥有征收各种赋税的特权。第三等级吠舍,包括商人,故从事贸易的地位较低,印度教不主张贸易。所以印度外贸水平在全球只占1.66%、出口额可能只比中国的深圳多一点,而中国、韩国、日本、德国尽管人均耕地面积要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却充分利用了资源禀赋,都是贸易大国、出口大国、制造业大国。所以从这方面讲,我觉得未来中国还是非常有希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二)中国人的勤劳可以弥补资源禀赋的不足

 

凡是人均耕地面积少的国家,比如:中国、日本、韩国和德国,其人均耕地面积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水平,可它们都是制造业大国,对于人均耕地面积多的国家,并没有成为制造业大国,原因在于先天条件不足能够触发它的后天勤奋工作,中国人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勤奋。

 

经济增长的非体制性因素中,中国有两大优势:一大优势如前所述——喜欢交易,而另一大优势是勤劳,这个对于中国提升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还是比较有利的。喜欢交易就要寻找最佳资源组合,获取利差,不断追求比较优势。勤劳则可以弥补资源禀赋的不足,比如说矿产资源的不足、土地可耕面积的不足、气候条件的不足等。有关中国人勤劳方面的实例很多。

 

图3:各国15岁以上女性的就业参与率比较(%)


资料来源:WIND,海通证券研究所

 

上面这张图反映了各国15岁以上女性的就业参与率。我们会发现中国的女性就业参与率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比如美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其中有个现象,你会发现印度女性就业参与率基本是最低的,女性就业参与率只有27%。中国是从原先的百分之七十多降到63.9%,尽管如此还是最高的。

 

我们经常讲到的,中国和印度的人口红利,印度在这方面虽然人口红利很多,可就业人口很多,但是就业参与率很低,所以其人口红利也不能在经济增长中体现。而中国女性的就业参与率和就业人口的劳动时间,基本在全世界是最高和最长的。

 

2012年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2.3亿流动人口的工作时间平均每周是54.6小时,非流动人口的平均每周工作时间是45个小时。相比之下,美国人平均工作时间是40个小时,日本是41个小时,欧洲国家只有37个小时。

 

前面讲的中国人两大优势,一方面是勤劳,另一个是喜欢交易,包括实物贸易和金融交易都是非常活跃的。东亚文化中,喜欢交易的除了两岸同胞外,韩国人也喜欢交易,在中国的期货市场没有开设之前,韩国的股指期货曾经一度在全球期货交易各大品种市场中排名第一。

 

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民族,如韩国、日本、中国,还包括新加坡和台湾地区,普遍共性是勤劳、勤奋、爱好学习和喜欢交易。东亚人的勤劳、勤奋,或与人均资源的匮乏有关,如日本土地的匮乏,导致他们的土地一直实行“长子继承制”,该制度执行了近千年,二战后才废除。由于家庭的土地只能传给长子,其他子女只有到外面去自谋出路,这就导致了日本历史上大量婴儿被虐杀的现象。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唯有勤劳努力,才能求得生存,才能占有更多资源。

 

而道教作为中国的传统宗教和哲学,是追求长生不老。儒释道在中国已经充分融合,人们的人生哲学并不寄希望于来世,以福禄寿作为今生的最大目标。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史记》的第一百二十九章“货殖列传”中就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因此,中国、日本、韩国这三个人均耕地面积远小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都成为了全球出口大国,这恐怕不是体制性因素起主要作用。而当对资源或财富的渴求时,就必然使得整个民族积极参与各类的经济活动,实物贸易和金融交易就会非常活跃,就会导致整个经济增长保持比较快的速度。在一个没有明显的受宗教影响的地区,人作为经济动物的属性就会发挥的淋漓尽致,更符合马克思的《资本论》的有关定律,我觉得整个东亚文化有它的共性。

 

(三)中国要实现产业升级的挑战

 

但从另一个方面看,中华民族有不少劣势,这也就导致了中西方经济发展的差距的拉大。我认为,中国产业升级过程中,需要克服的我们两大劣势是:一是系统思考能力不足,二是功利性过强。

 

首先,中国经济经常出现的问题是规划的“短视现象”,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路总是反复修挖,很多高速公路宽度不够,需要扩宽;纽约地铁双向四车道,京沪高铁比纽约晚建那么多年,为何只有双向二车道?是中国人急功近利,只顾眼前利益,只救当务之急,还是因为我们思维的缺陷:逻辑思维中的逻辑链不够长,系统思考能力缺乏?现代工业、服务业等产业的发展,越来越要求着眼于长远,系统性、全面性的要求越来越高,所谓的顶层设计。我们往往是喊着顶层设计的口号,却做着摸石头过河的事。

 

其次是功利性过强问题。中国人对财富追求的欲望往往达到一个非理性的程度。以股票的换手率为例,日本它在90年股市交易最高峰的时候,年换手率只有100%,而台湾股市的交易量在90年的时候,竟然是纽交所和东京交易所的交易量之和。九十年代初,中国和台湾地区的换手率在全球排名分居第一和第二,两岸民众都如此偏好交易,足见我们还是同宗同俗,都有一样的偏好。另外,可以看到德国的股票换手率也是比较低的,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很少。在过去10年中,德国的股民数量是减少的,德国股民人数仅占本国人口总数的7.1%,这一比例在英国为23%,美国为25%。

 

虽然它们的经济都是非常发达的,日本和德国这两个民族在股票交易或参与博弈方面,都不像中国人这么有兴趣。对不确定性的交易偏好,或反映了民族的逻辑思维特性。日本跟德国这两个国家之所以能成为制造业强国,可能在于对确定性领域的追求和对不确定领域的回避。凡是都是有利有弊,若这两个民族过于热衷交易,在其他方面就会失去一些。中国虽是制造业大国,却不是强国,中国制造业大部分是加工工业,处在中低端的,高精尖的比较少。日本和德国恰恰在高精尖上都是强项,高精尖技术都是令世人瞩目。如德国提出的工业4.0,日本的机器人发展,非常有前瞻性。包括以前的造船工业、汽车工业、家电电子行业等,它们都是领先的。

 

尽管中国发展经济的优势是充裕的劳动力和勤劳,中国制造对全球的市场影响、在市场中所占份额的优势让人惊叹。但当我们具备大量的复制能力的时候,产能过剩也伴随而来。和几百年前一样,复制所获取的利差非常薄,中国百年前的盈利模式是否还能持续百年?在以财富为人生第一追求的普世观影响下,要潜心做研究,做技术就很难了。我们什么领域都会涉及,但都是带着很强的功利性,这一特性,过去1000年没有变化,今后一百年能不能改变自己,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在中国科举制度的1300多年历史中,学而优则仕已经根深蒂固地植入民间,因此,中国的科技一直不被主流社会所重视。直至今日,中国在世界技能大赛上的成绩一直较差,远不如韩国、日本、德国等。目前大学生已经明显过剩,但依然是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希望小孩念大学,成为白领、坐办公室。而工业产业升级所需的技工却明显不足,因为技校的学生往往是无望考取大学或上不起大学的。

 

单纯从人均GDP过万美元这个角度来讲,跨过高收入国家标准的12700美元人均GDP这个门槛,应该是早晚的事。但问题在于,怎么能够在全球取得强国的地位。现在之所以12700美元左右作为步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是因为全球只有占整个人口20%左右的国家被纳入其中。中国一个国家人口占全球比重就接近20%,如果也成为了高收入国家,这岂不是让其他原本是高收入国家的人口变为倒退回中高收入或中等收入吗?因为高收入人口超过20%,那就要对高收入的标准重新定义了。

 

四、四大流动性优势:人口流、货物流、金融流和信息流

 

流水不腐,流动创造价值。人口流、货物流、金融流和信息流,这四大流构成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只要这四大流动性保持全球领先,则中国经济引领全球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首先看中国人口的流动性。经济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种人口现象。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就成为必然。中国有句老话说,人多力量大。确实,中国历史上的很长时期GDP规模就一直是全球第一,最多时甚至要占到全球三分之一。

 

中国历史上大约有过几次人口暴增,其中一次是北宋,人口增长到1亿,这是由于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如稻谷种植从单季稻变为双季稻;另一次是清朝,这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有很大关系,美洲的土豆,红薯,玉米三大耐寒、耐旱又高产的粮食作物在明末传入中国,清的耕地面积扩大了4倍,人口增长到4亿。第三次是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之后至今的60多年和平时期,这与医药和医疗水平的大幅提高有关,使得人均寿命的大幅提高和出生死亡率的大幅下降。

 

而在过去30多年中,人口增长的速度逐步放慢,但人口的流动性大幅增加。以人口流为例,仅农民工进城的数量就是全球人口迁移规模最大的,现在是2.74亿,故我们正在经历的也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的城镇化过程。对于中国的人口流动这方面我也想多引申一下。中国目前以农业人口转业为特征的城镇化过程我认为已经到了后期了,农民工进城的数量是开始出现下降,如2010年中国大概有1200万的农民工进城,2015只有300多万了,随着经济增速下行和人口老龄化,新增农民工数量将大幅减少,估计到2020年,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净增数量就等于零了。

 

那么,中国现在以农业人口转业为特征的城镇化现在已经到了晚期,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城镇化就没有太大的空间了呢?中国以城镇化推动的经济增长是否就要放慢了呢?我个人认为还会推进,但这个推进应该是“大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深度的城镇化。这个进程现在已经在加速了。你会发现这轮房价的变化,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出现滞胀,而一、二线城市的房价还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尤其是像深圳、广州、上海、北京这些超大城市。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劳动人口从2012年开始净减少,城镇化率上升速度开始放慢,这意味着中国经济高增长时代的结束。而且,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两大动力:房子和车子的销售增速最终肯定会随着人口老龄化和流动人口的减少而下降,这又导致与这两大消费品相关的行业,如钢铁、水泥、有色、化工、家具、家电等都受到影响,从而导致产能过剩和投资萎缩,进而促使经济增速回落。

 

第二个流是货物流,中国出口规模全球第一,尽管最近出口负增长,但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占比仍在上升过程中,出口的迅猛增长,与过去30多年来大量外资引进有关,故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占比一直较高。同时,由于中国的产能在迅猛扩张,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故无论是外贸还是内贸,都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并带动了我国的交通运输行业大发展,如宁波-舟山港和上海港及天津港的吞吐量分别是全球第一、第二、第四,高铁轨道长度全球第一,高速公路总长度全球第一,2014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140亿件,同比增长52%,也跃居世界第一。因此,中国的货物流毋容置疑地成为全球第一。但是,增长还是有极限的,中国的外贸出口总额在全球占比接近14%之后,肯定会下来,广交会的订单额也一年不如一年。

 

第三个流是中国的货币流,广义货币M2的增速长期维持在10%以上,M2的规模已经是全球第一、外汇储备规模全球第一,股票交易规模、各类期货交易总金额都是全球第一,作为准金融产品的房地产销售额也是全球第一。这表明中国具有很高的金融流动性。人口流、货物流、货币流均是中国人勤奋、好交易的具体表现的,而其原动力还是生存欲和财富欲。但是,M2增速的回落已经成为大趋势,为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导致的货币超发,将会对未来的货币贬值或通胀带来压力。

 

综上所述,人口流、货物流和货币流在过去30多年中,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巨大推力,尤其是人口流。但这三大流几乎都已经到了增长的极限,出现了衰减信号。这三大流中,除了货币流与体制有一定关联度外,人口流和货物流则基本属于非体制性因素。因此,如何要让这三大流更好地发挥作用,需要体制改革。如户籍制度、公共福利制度、土地制度、金融体制、财税体制等改革若能推进的好,则人口流还会创造更多红利,货币流则从国内扩散到全球,人民币国际化会有助部分化解货币超发导致的贬值压力。

 

第四个流也是下一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就是信息流,中国人同样具有偏好信息交流的天性,能够成为全球信息量和信息流量最大的国家。所谓“信息流”,最典型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自媒体从QQ到博客再到微博,最后进入“微信时代”,其过程中的每个模式都是由全球规模最大的群体参与的。目前,全世界自媒体中,微信的用户数量当然是全球第一,跟Facebook“脸谱”比,微信的使用量使用频率高得太多太多了。而且,微信的衍生功能也越来越变得强悍,进一步推广下去,虚拟世界的信息与现实世界的信息实现互交,形成价值量更大的信息流。又如,中国人越来越爱搞各种各样的“会议”,会议经济迅猛的发展让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随着网上购物、网上金融和其他服务的快速发展,信息流量会越来越大。这方面对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有添加一个红利,即信息红利。我们经历了人口红利、改革红利等,最后还剩下巨大的信息红利。

 

信息流的巨量能量已经让中国的BAT成为全球性的大企业,如马云的阿里巴巴,其小额贷款迅猛发展的支持就来源于巨大信息流,根据客户的交易数据来判断信用度,可以把信贷搞得非常简化,小额信贷的成本可能只是商业银行成本的百分之二三的水平。小额贷款尽管也有风险,但因为有交易数据的支持就能把风险降得比较低。

 

由于体制原因,中国大量的通过商业银行发生的金融交易,都是银行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之间来进行的,因为整个社会缺乏一个健全的信用体系,缺乏一整套征信系统,故主流的这套征信系统需要依靠政府信用来建立,效率比较低下。而网络销售绝大多数属于民间的交易,互联网交易越来越发达,自然就形成了大数据,巨大的交易记录对于O2O、P2P业务或者P2C业务是非常好的数据支持,有利于推动民间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

 

如阿里巴巴和第一财经合作,前者可能会把他们的大数据通过第一财经来进行发布,如交易商品价格波动指数,这种指数将来是不是更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因为大家现只能依赖统计局公布的CPI/PPI,而BAT通过大量的网上交易得到的数据是更加真实,更加有参考性。只要由足够大的数据量构成数据库,肯定对大家有指引作用。

 

在一个信息时代,我发现东亚国家的人们偏好通俗易懂的信息、傻瓜型的信息传导工具和碎片化的信息。如当你在欧洲去乘出租车,就发现欧洲的出租车司机几乎没有附加的信息工具,没有电话,没有导航设备。如在韩国要打的,你就会发现的士司机配的东西太多了,他有电视,有导航仪,有电话,有对讲机。所以还是因为东方人勤劳,总是希望在单位时间段内能提高效率、多赚钱,同时也让客户有更多的满足感。如今我们步入信息社会,中华民族应该可以享受到信息流的红利和信息流的优势,这种优势成又会形成一种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如工业4.0推进的基础就是设备互联+智能工厂+信息处理。信息处理包括大数据处理、云服务和移动宽带、无线局域网。

 

图4:工业4.0推进的基础:设备互联+智能工厂+信息处理

 

应该说,中国开发信息流的空间还很大。以政府部门为例,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和各部委之间信息相互分割,既不向社会开放,也不彼此共享,导致中国信息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也不利于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市场经济就是一个信用经济,信息共享可以极大提高社会办事效率和企业的投资和经营效率。

 

五、改革滞后的负面效应显现

 

2015年一季度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36407亿元,扣除部分政府性基金转列一般公共预算影响,同口径只增长2.4%,远低于名义GDP的增速。其中税收收入中占比最大的增值税同比只增长1.9%,扣除营改增转移收入影响下降0.8%。过去当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财政收入的增长几乎要超过GDP增速一倍,当初的官方解释是得益于税收征管的力度加强和规范化提高。那么,如今国家税收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速,又如何解释呢?我认为,这与财税改革滞后有关,因为中国税收构成中,间接税如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是大头。直接税占比不高,尤其是个税,仅占税收总收入的7%左右。而在诸多西方发达国家,个人所得税都是其第一大税,其中2007年美国、德国、日本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分别为38.1%、25.1%和19.6%,OECD国家总的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总税收收入的比值为25.3%。

 

图5: 中国、美国、日本、欧盟税收结构的差异


资料来源:WIND,注:欧盟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合并计算

 

早在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便确定了个人所得税制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改革方向。2006年,这个改革方向还被写入了“十一五”规划。尽管如此,个税体制却至今不见任何改革,但恰恰是这十多年来,中国的贫富差距被迅速扩大,中国的富人数量和财富规模仅次于美国,富人阶层的收入增速远超GDP增速,但纳税额估计不足其收入的2%。数据表明,我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一直比较低,大约不足发达国家的一半。所以,中国的财税改革当务之急是个税改革,而不是房产税或遗产税,后者都属于小税种。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档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过高是被学界与实务界广为诟病的问题之一。所得税的税率档次过多、最高边际税率过高,在我国现行分类征管模式下,不仅为纳税人避税提供了天然的制度漏洞,而且会导致纳税人正常纳税的机会成本过高而刺激纳税人通过各种避税手段逃避纳税。所以,降低个税的最高税率,名义上是减税,实际上是为了获得更多的税收收入。同时,通过综合税改革,实现向富人有效征税。如果中国的个税占比能够提高到20%,则将净增个税收入超过2万亿,这对于提高政府财力和缩小贫富差距,都是非常有利的。

 

不仅是公共财政收入增速的下降,广义财政收入的增速同样在下降,如以土地出让金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增速下降,2015年一季度中国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土地出让金同比大减约36%,继上季度减少近20%后加速减少,土地财政的可依赖度下降;此外,国企的利润增速也继续下降,一季度国有企业利润总额约5000亿元,同比下降8%。所以,全口径财政收入的减少,势必导致了财政支出增速的下降,最终影响到经济增速。加之国务院处置地方债的43号文发布之后,地方政府的举债能力大大削弱,这也是导致目前经济疲弱的一大重要因素。

 

政府财力的不足,从根源看,与中国十几年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不断增加债务、加杠杆有关。尽管中央政府的债务水平不高,但地方政府的债务均以每年两位数的增速提高。而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目前也达到了65%,占GDP比重超过100%,应该是全球最高的。在面临产能过剩的窘境下,也没有明显的去杠杆举措,钢铁、煤炭、有色和石化四大行业一季度继续亏损。从今后看,中国的重化工业化过程已经步入后期,这意味着以重化工业为主要特征的国企将面临资本回报率的下行;土地价格的不断走高的神话也一定会被打破,所以,政府的财力下降也将成为常态。这种新常态是中国过去30多年来不曾遇到过的。那么,中国经济未来要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动力来自哪里呢?

 

除了财税改革滞后外,金融体制改革、国企改革、土地制度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等也明显滞后,其影响已经日益体现出来。虽然,从表面上看,不改革无成本,但却在承受着巨大的时间成本。这种成本之大难以估量,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大羁绊。所以,这属于体制性因素,短期内已经很难突破。但可以依靠民间力量,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进行逐步化解。这就是我接下来要谈到的。

 

六、应对经济增速的回落:希望在民间

 

以上是对经济增长中非体制性因素的分析,既有优势也有劣势,劣势就是专研技术不透不细不深入,使得我们难以成为制造业的强国。未来能不能成为强国只能拭目以待。现实问题是资产泡沫、产能过剩、经济正在下行、国有企业和地方债务增长过高或过快。所以整体看股市的大幅下跌也代表了某种悲观的预期,就是中国经济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

 

那么如何来应对目前的经济困境?对策是什么?我认为办法在民间,前面讲的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非体制因素不可忽视。同样,这种非体制因素到现在为止还是存在的,不妨分析一下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几个主体。

 

第一大主体当然是国家,是政府。我们在过去30年经济靠投资拉动,政府就是投资拉动的倡导者,政府也有钱,地方政府靠卖地,中央政府靠发债,靠财政收入,拉动了经济增长,投资拉动中政府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功不可没。政府不仅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拉动经济,还可以通过制定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来引导企业和居民进行投资与消费。

 

问题在于,政府该如何处理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政府作用之间的关系。从历史上看,当政府的政策顺市场时,经济发展就比较健康,如当年的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当政府的发展战略逆市场时,经济发展效率就会下降,如2000年开始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导致了投资向西,人口向东的局面。十几年西部投资多,GDP产出少,东部则投资占比减少而GDP占比上升。因此,决策层应该重视中国经济增长中的非体制性因素,如90年代起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因素中的人口红利因素,其实是50-70年代的高生育率的功劳,但那个年代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抚养比过高导致经济低增长。

 

第二个靠我们的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主体。在我们计划经济时代,形成了中国制造业的一个体系,即便是现在来讲,中国的央企的规模巨大,在很多领域有垄断性。比如我们的电信、石油石化、有色等等。此外,服务业中国有企业占到社会投资的2/3左右,比如文化娱乐、传媒、金融、教育、医疗卫生等等占的比重较高。国企是政府所拥有的最大一块资源了,因为其他国家政府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资产。但同时,国企的债务也很重,也是政府的一个包袱。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甩掉包袱,让它成为资源。

 

现在的问题是,国有比重占比高的行业和地区普遍债务率水平都很高了,如我们地方政府的债务上升很快,接近20万亿甚至更多。国企债务规模上升更快,根据财政部公布的2015年7月份数据,国有企业的债务余额是71万亿,即债务水平已经占GDP比重达到114%了。

 

中国各大经济部门中,债务率相对比较低的,一块是非国有企业,也就是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第二块是居民,这两块的债务水平是相对比较轻的。当然,假如说民营企业的整个债务水平是20万亿的话,那么整个中国的企业债务占GDP的比重大概可以达到150%以上,相比之下,民营企业债务水平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第二个低的就是居民部门。

 

居民部门的债务余额大概占GDP总额的40%左右,这个比重与美国、日本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相比,还是比较低的,后者一般是60-90%。因此,中国的民营企业和居民部门仍有加杠杠的空间,中国下一步经济发展就要靠民间加油了。

 

图6: 各国居民负债率比较


资料来源:WIND

 

在制度安排方面,给民间的发展空间还是比较窄。现在居民加杠杆主要是加在房地产上面,那么现在风险大吗?首先加的规模不大,居民在房地产投资的债务余额大概是12万亿,也就是占居民住宅总市值的10%多一点,远没有到发生房贷危机的阶段。美国之所以发生次贷危机,是因为2008年美国居民家庭的债务余额占到美国住宅总价值的55%,如今还有40%左右。

 

图7:中美居民房地产贷款余额与住宅总市值比较 

 资料来源:WIND

 

但是中国的问题在于,居民在这一阶段,即从去年年末到现在,杠杆主要加在了股市上面,引发了股市的暴涨,接下来去杠杆,又引发了股市的暴跌。故金融及证券行业在产品设计方面要反思,金融创新步伐是否过大过快?创新需要缓一缓,杠杆水平需要降下来,居民加杠杆,加的应该是消费。

 

民营企业应该加杠杆,应该加在哪里?我认为民企应该参与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债务水平过高,大部分央企普遍债务率水平在65%以上,应该通过债权转股权,把债权给民营企业,让民营企业以股权的形式进入,实行混合所有制。如此一来,国企去杠杆和民营企业加杠杆就同步实现了。银行在资源配置上也应该更多倾向于民营企业。当然,目前由于社会征信体系不完善,也给民企融资比例的上升增加了难度。

 

为什么现在民营企业还是没有积极性去投实业呢?就是因为它可以投的实业领域大都是产能过剩,就是说那些有利可图的、发展空间大的产业不让民营企业去进入。民营企业只能去投什么呢?投加工工业、投房地产、投制造业,都是一些产能过剩的行业,那它当然没兴趣,它没钱赚怎么办呢?它还是把资金转向虚拟经济,我觉得这种现状是应该去改变的,政府应该把竞争性领域的国有资产转让给民营企业,政府以此可以丢下包袱,民营企业也寻找到新的投资机会。

当然,从过去的国退民进的很多案例看,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确实屡见不鲜。也就是说,过去的国有企业改革,获利最大的其中不少是内部人,即被改革者。由于国有企业出资人与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没有理顺,甚至内部人控制现象已经不是个案,中央和地方的巡视组所发现的腐败问题或许超乎我们普通民众的想象,这或许可以理解此次国企改革要反复强调加强党的领导,理解为何目前有不少国企高管离职的现象出现,因为他们确实成为被改革者了。当然,被改革者中的一些离职人员有不少是人才。故人才定价,薪酬体制、股权激励等问题,需要有更完善的制度安排。

 

类似的这些问题都应该认真考虑。中国学界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研究还是略显不足,尤其对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的行为研究几乎是空白,对居民和民营企业的行为研究也不多。怎么来充分发挥非体制性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应该还大有可为。如何让资源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来合理配置,如何让政府在引导经济发展中少犯政策性错误,非常值得研究。